达麟操盘 自从丈夫同意丁克，我就停了避孕药，直到我60岁去体检
六十岁生日那天，医生把体检单推到我面前，抬眼问我：“苏女士，您以前做过输卵管结扎，是吧？”
我愣住了。
外头太阳很好，照得体检中心的地砖白得晃眼。候诊区有人咳嗽，有人翻报告，还有个小孩拿矿泉水瓶在地上滚来滚去。很普通的一天。普通得像我过去三十二年的婚姻。
可我那一瞬间，后背一下就凉了。
“没有。”我说，“我没做过。”
医生也愣了。她摘下眼镜，又看了一眼电脑，像是不太相信：“系统里有记录。一九九二年三月，您在本院做过结扎手术。住院五天。全麻。”
一九九二年三月。
我二十八岁，结婚刚满一年。
那年春天，我肚子疼得厉害，林致远半夜把我送来医院。医生说是急性阑尾炎，要立刻手术。我疼得眼前发黑，字是怎么签的，我都不记得。醒来以后，林致远守在我床边，胡子都冒出来了，眼睛通红，握着我的手说，婉秋，吓死我了，幸好送得及时。
那时候我真觉得，这个男人值得我托付一辈子。
我甚至有点感动。
“能把病历调出来吗？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飘。
医生点头，去系统里查。打印机哗啦啦吐出纸来。我接过那几张纸，手心都是汗。
病历上写得很清楚：自愿要求行双侧输卵管结扎术。
下面还有个签名。
苏婉秋。
可那不是我的字。
我在图书馆干了大半辈子，字一直写得规规矩矩。那个签名歪歪扭扭，像故意写坏的。像一个人明知道会出事，还是硬着头皮按下去的手。
我盯着那几个字，耳边嗡嗡响。
医生看我的脸色不对，声音放轻了些：“您再想想，当年住院五天，全麻，不太可能一点印象没有。”
我有印象。
我当然有。
但那五天，在我的记忆里，是阑尾炎手术。
回家的路上我没打车，沿着医院门口那条梧桐路一直往前走。秋风有点凉，树叶掉在肩上，我没拍。路边炸糖糕的香味飘过来，有人拎着菜，有人接电话，红绿灯一亮一灭，世界一点没变。
可我像从一张纸里掉出来了。
回到家，我先去储藏室翻旧东西。
一九九二年的病历本还在。红皮，边角都磨毛了。我翻到那一页，手都在抖。
住院通知单上写的是：阑尾切除术。
同一时间，同一家医院。
一份病历，写阑尾。
一份病历，写真正的手术。
我坐在地上，膝盖发麻，半天都站不起来。
门锁响了。
林致远回来了。
“婉秋？”他一边换鞋一边说，“体检做完了？我买了桂鱼，你不是说想吃清蒸的吗？”
我抬头看他。
他穿着那件浅灰色外套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，手里拎着菜，神情温和，和过去三十二年每一个下班回家的晚上没什么区别。
可就是这个男人。
让我失去了做母亲的可能。
让我以为那是爱情。
我把两份病历塞回抽屉，扶着墙站起来，尽量让声音平稳：“挺好的，就是血压有点高。”
“我就说你最近没休息好。”他把鱼放进厨房，“明天我陪你去配药。”
“不用。”我说，“我自己去。”
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像是觉得我有点不对劲。但也只是一眼。他笑笑，开始洗鱼，水声哗啦啦的。
我站在餐桌边，看着他挽起袖子切姜丝，突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晚上。
也是这样。
我术后回家，他怕我吃不下东西，守在厨房里煮小米粥。那时候屋里有煤气火的小小轰鸣声，窗上结着一层白雾，他端着碗过来，一勺一勺吹凉了喂我。
我以为那是心疼。
原来那可能只是愧疚。
晚饭时，他提起一个叫沈墨的年轻人。
“公司新来的，能力不错。”他说，“我挺看好。三十二岁了，做事很稳。”
我筷子一顿。
“三十二？”
“嗯。”他给我夹鱼肚子那块嫩肉，“是我一个老朋友的孩子。他爸不在得早，他妈一个人把他拉扯大，不容易。”
我低头吃饭，嘴里一点味都没有。
三十二岁。
一九九二年出生。
这个时间，像根针，轻轻一下扎进我心口。
那天夜里我没睡。等林致远呼吸变得匀长，我起身去了书房。
电脑密码我知道。我们的结婚纪念日。
真是好笑，连密码都是拿来装样子的。
我一点点翻他的文件夹。最开始没看出什么，都是工作资料、会议照片、旅游图。直到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备份文件夹里，藏着一个日期命名的子文件夹。
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五。
我点开。
里面是一张扫描件。
亲子鉴定申请表。
申请人：林致远。
被鉴定人：沈墨。
结论那一行字很黑，很硬，像钉子一样钉住我眼睛：支持存在生物学父子关系。
我没哭。
那会儿连哭都没有。
我只是觉得屋里很冷，冷得手指关节都僵了。
我继续往下翻。又翻出来转账记录，从九十年代开始，断断续续，到近几年变成每月固定一笔。收款人，沈清雅。
还有照片。
一个女人抱着婴儿。女人很瘦，眉眼清淡，穿着碎花裙，站在旧楼前面。她低头看孩子，眼神很柔。照片背后写着字：清雅和小墨。
我又往后翻。
小孩长大，上学，毕业，穿西装，进公司。每一个阶段都有人在看着他，护着他。那个“人”，一直不在照片里，可哪儿哪儿都有他的痕迹。
最新的一张照片，是去年春节。
沈墨站在一套新房门口，身边是那个叫沈清雅的女人。照片下有一句话：墨儿进公司了，谢谢你。
谢谢你。
谢谁？
还能谢谁？
我关掉电脑，屋里彻底黑下来，只剩主机微弱的蓝光。我坐在书桌前，闻到木头受潮的味儿，还有林致远放在旁边的剃须水气味。很淡，很熟悉。熟悉得让我恶心。
我忽然明白了很多事。
为什么这些年，他总说丁克挺好。
为什么他从没认真和我讨论过领养。
为什么每次别人问起孩子，他总是先一步替我挡回去，说我们俩自由惯了，不想被孩子拖累。
我还感动过。
我以为他是在护着我。
原来不是。他是在护着另一个孩子。护着他真正想护的人。
我回到卧室，躺在他身边。
他翻了个身，手习惯性搭在我腰上。那只手很温热。以前我会觉得踏实。那天夜里，我只觉得像压着一块铁。
我睁着眼到天亮。
天刚蒙蒙亮的时候，我已经想明白一件事。
我不能立刻揭穿他。
太便宜他了。
他骗了我三十二年，我不能只让他慌一晚上。
第二天，我去了我父亲留下的老宅。
老宅在梧桐街。两层小洋房，院门有点锈，铁艺栏杆爬着藤，秋天一到，落叶会堆在台阶上。父亲去世后，我偶尔来打扫，更多时候就让它空着。林致远一直嫌这地方老，说住人不方便，值不了几个钱。
我以前也没往钱上想。
父亲是中文系教授，爱书爱画，一辈子清贫，我总觉得他留下的是些旧东西。
可我那天坐在老宅客厅里，打开手机查了下这片街区的房价，整个人都懵了。
保护街区。老洋房。三百平。
市价往上翻得吓人。
我手心都出汗了，又开始翻父亲留下的字画。卷轴、印章、瓷器、古籍。平时看着灰扑扑的，真一查，有些名字我都不敢念。齐白石，黄宾虹，张大千。就连书柜里那套线装书，也有人专门收。
我突然很想笑。
这些年，我和林致远挤在九十平的单位房里，买个空调都要商量半个月，逢年过节给谁包多少红包也要算来算去。我以为那是日子。我以为夫妻都这样，精打细算，细水长流。
可我原来一直坐在一座金山上。
只是我不知道。
而他，也未必知道得全。
我在父亲的藤椅上坐了很久，最后给大学室友江晓帆打了电话。她现在是律师，在本地做得挺好。
她听完我说的，半天没出声。然后骂了一句：“畜生。”
我嗯了一声。
“你想离婚？”
“想。”我说，“但不只是离婚。”
“你要什么？”
我看着墙上父亲的黑白照片，慢慢说：“我要真相。还要让他把吞下去的，都吐出来。”
下午我从律所出来的时候，林致远给我打电话，说让我赶紧回家，有事商量。
我一进门，就看到客厅坐着个年轻男人。
穿得很整齐，白衬衣，深色长裤，指甲修得干净，说话也斯文。他一见我就站起来：“苏阿姨好，我叫沈墨。”
我盯着他的脸。
眼睛，鼻梁，下巴，有些地方真像林致远。不是特别像，但你一旦知道了，就越看越像。
“你好。”我说。
林致远很自然地招呼我坐下，像普通介绍后辈一样：“小墨最近想在市里买套房，不过现在房价高，压力大。我就想，反正你爸那个老宅空着……”
“空着也是空着，不如先给年轻人住。”沈墨接得很顺，笑得也很顺。
我看着这两个人，一时间竟有点想鼓掌。
一个是骗我绝育的丈夫。
一个是靠着这场骗局出生、长大的儿子。
他们今天坐在我家客厅里，打我父亲遗产的主意，还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。
“老宅啊。”我笑了笑，“我得想想。”
林致远皱了下眉，但很快松开：“也不急。你慢慢想。”
沈墨脸上的笑有一点僵。
那天晚上，林致远提起下周办六十大寿，说要在锦江酒店摆几桌，请同学和同事热闹热闹。
我说好。
当然要去。
这么好的戏台子，不去多可惜。
寿宴那天我特地穿了件深蓝旗袍，头发挽起来，口红也比平时深一点。镜子里的我不算年轻了，可还算精神。脸上的纹路是真实的，眼神也是真实的。不是委屈，不是柔顺，是一种很平静的硬。
包厢里很热闹，敬酒的、说笑的，一桌接一桌。
我坐在林致远身边，听他被人夸家庭和睦、事业顺利，心里反而一点波动都没有。假的听多了，耳朵自己会关门。
酒过半巡，门开了。
沈清雅走进来，后面跟着沈墨。
她比照片里老了一些，但还是有那种清清淡淡的漂亮。穿一身素色旗袍，脖子上戴着珍珠，声音也轻：“致远，生日快乐。”
包厢里有一瞬间安静。
林致远起身，表情只乱了半秒，就恢复了：“老同学，快坐。”
他说老同学。
我差点笑出声。
席间，沈墨故意把话往孩子上引。
“苏阿姨，您和林叔这些年没孩子，挺可惜的。人到老了，身边还是得有个自己的孩子。”
我看着他：“是啊。挺可惜的。”
林致远接得很快：“我们当年是商量好的，丁克，过得轻松。”
“真的吗？”我转头看他，笑了笑，“我有时候都忘了，咱们当年是怎么决定的了。”
他脸色微微一变。
我又转向沈清雅：“沈女士一个人把孩子带大，很不容易吧。孩子父亲呢？”
沈清雅端着酒杯，指尖明显紧了一下：“不在了。”
“那真遗憾。”我说，“不过看沈先生现在这样出息，他父亲地下有知，应该也能放心了。”
这话一落，桌上几个人都不吭声了。
都是成年人，话不用说透。说一半，剩下那一半，大家自己会听。
后来我像是不经意提起：“对了，我爸那套老宅，最近街道办来过，说那片可能要做统一规划。要真动起来，赔偿估计不少。”
林致远立刻看向我。
沈清雅也看向我。
那种眼神，我一辈子都记得。不是惊讶，是算计，是在脑子里飞快盘钱。
我又补了一句：“具体还没定，不过人家说，让我先理清产权。”
回家的路上，林致远在车里憋了半天，终于说：“要真有拆迁，钱你得规划好。咱们俩以后养老是大事。”
“嗯。”我看着窗外，“是大事。”
“我觉得，小墨要买房这事，可以顺手帮一把。”
“顺手？”我转头看他，“林致远，你对这个年轻人，是真上心啊。”
他愣了下，笑得有点勉强：“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老朋友的孩子。”
“哦。”我点头，“那你这朋友，命真好。孩子有你这样的人操心。”
他没再接话。
可我知道，他已经急了。
急就对了。
真正的裂口，不是在争吵里出现的，是在欲望露出来的那一下。
接下来几天，他果然越来越沉不住气。
话少了，脸也沉了。
第六天晚上，他终于直接摊牌。
“老宅那事，你到底怎么想？”
“什么怎么想？”
“别装傻。”他放下筷子，声音发硬，“拆迁款下来，至少也得拿一部分给小墨买房。咱们没孩子，以后指望谁？人家这么多年跟你也亲近。”
我真是听笑了。
“跟我亲近？”我放下汤匙，“他算我什么人？”
“婉秋，你别这么小气。”
“小气？”我盯着他，“那是我爸留给我的房子。”
“你爸留给你，不就是留给咱们这个家？”他说得越来越理直气壮，“我跟你过了三十二年，现在帮个忙你都不愿意？”
我静了几秒，问他：“如果我不愿意呢？”
他看着我，突然说：“那就离婚。”
空气像一下子停住了。
厨房里电饭煲还在保温，细微的咕嘟声断断续续。阳台晾着的衣服被风吹得轻轻碰玻璃。很小的声音，可那一刻我听得特别清楚。
我看着他。
这是我结婚三十二年的丈夫。他终于不装了。
“好。”我说，“离。”
他反倒愣住了。
可能他以为我会哭，会闹，会求着问为什么。
可我没有。
我说：“离婚可以。财产算清楚。老宅归我，单位房归你，存款按法律分。你要是觉得有问题，找律师。”
第二天，我去他公司找他。
他办公室里，沈墨也在。
年轻人脸上还带着压不住的喜气，像已经闻到了肉味。我坐下，直接说离婚协议的事。林致远假装沉吟，最后还是绕回老宅上来。
“拆迁款，你至少得分我三分之一。”
我点头：“可以。公证处见，白纸黑字说清楚。”
他看我答应得这么快，眼里的防备反而松了。
人就是这样。贪心一出来，脑子会变钝。
周一上午，公证处。
我和江晓帆提前到了。
十点不到，林致远来了。不是一个人来的。沈清雅和沈墨跟在后面。
真齐。
我看着他们，忽然一点都不生气了。像看几个赶着上桌的人，连最后一层遮羞布都不要了。
公证员开始念协议的时候，我打断了她。
“还有一项，没说清楚。”
林致远皱眉：“什么？”
“老宅。”我说，“你不是要分吗？”
他看了眼公证员，立刻改口：“那是你婚前财产，我没说要分。”
“没说过？”我拿出手机，点开录音。
他的声音立刻在会议室里响起来。拆迁款，分我一半。那就三分之一。你就当补偿我。
每个字都很清楚。
林致远脸一下白了。
“你录音了？”
“嗯。”我说，“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尤其是，防自己丈夫。”
会议室里没人说话。
我把一叠材料放到桌上，一样一样往外拿。
亲子鉴定。
转账记录。
照片。
还有那份三十二年前的手术病历，以及笔迹鉴定。
“公证员同志，”我说，“今天这个婚，恐怕离不成了。因为我发现，我丈夫涉嫌在三十二年前伪造我的签名，骗我做绝育手术。”
公证员的笔都停了。
林致远猛地站起来：“婉秋，你别胡说！”
“我胡说？”我把病历推到他面前，“那你解释解释，这是什么？”
他嘴唇发白，手指抖得厉害。
沈清雅脸色更难看。她忽然开口：“苏女士，当年的事你听我解释——”
“你闭嘴。”我看向她，声音不大，屋里却一下静了，“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解释？”
她被我这句话钉在那儿。
我继续说：“一九九二年三月，我被推进手术室，以为自己做的是阑尾炎手术。可实际上，是结扎。同年八月，你生下了他的儿子。之后三十二年，他每个月给你转钱，给这个孩子铺路，把我蒙在鼓里，让我以为自己是在和他共同选择丁克。”
“我一直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一个人能把谎言过成日子。后来我懂了。因为你们三个，都把我的人生，当成了给你们垫脚的东西。”
沈墨终于忍不住了：“我什么都不知道！”
“你不知道？”我盯着他，“你不知道你爸是谁？你不知道你妈这些年花的钱从哪儿来？你不知道你们为什么盯着我爸的房子？”
他张了张嘴，脸涨得发红。
“不知道的人，不会在寿宴上试探我的遗产。不会坐在我家客厅里劝我把房子让出来。”我说，“你不是无辜，你只是习惯了占便宜。”
这时候警察到了。
江晓帆站起身，把材料递过去。她平静得像在办一桩普通案子，可我知道，她已经替我忍了很久。
警察看完材料，直接对林致远说：“跟我们走一趟。”
他看着我，眼里终于有了慌。
“婉秋，咱们回家说。”
“回哪个家？”我问他，“你还有家吗？”
他像被人狠狠扇了一巴掌，整个人一下塌下去。
那天我走出公证处的时候，太阳很大，照得台阶发烫。我站在门口，闻到路边银杏叶晒热后的气味，有点苦，也有点干。
江晓帆扶了我一把，问我还能不能走。
我点头。
我当然能走。
三十二年都走过来了，这点路算什么。
后面的事，一件接一件。
警方立案。公司那边也顺着查了进去，发现林致远这些年不止拿家里的钱养那对母子，还挪用了公司款项。账做得不干净，窟窿一个接一个。墙倒众人推，不过几天，他就从“林总”变成了新闻里那个“涉嫌犯罪的企业高管”。
开庭那天，我坐在原告席上，看着他穿着囚服被带进来。
他瘦了很多。头发白了一片。哪还有以前那种体面。
可我一点都不同情。
他说他不是故意的，说是年轻时糊涂，说是怕我受生育之苦，说是想两边都顾全。法庭那么大，灯那么白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我只觉得荒唐。
人怎么能一边捅你一刀，一边说我是怕你疼？
判决下来，故意伤害，加上职务侵占，数罪并罚。
沈清雅没被判那么重，但她这些年靠他吃下去的东西，一样一样被追了回来。房子查封，存款冻结，日子一下跌到底。
沈墨也丢了工作。
网上有人拍到他骑着电动车送外卖。雨下得不小，他停在红灯口，头盔下巴带勒得很紧，裤脚全是泥水。
我看到了照片。
只看了一眼，就划过去了。
不是心软。
是没必要。
他们怎么活，已经跟我没关系了。
按理说，故事写到这儿，应该算痛快了。坏人有报应，受害者翻身，皆大欢喜。
可日子不是戏。
真相揭开以后，并没有立刻迎来晴天。
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每天夜里都会醒。三点，四点，最黑的时候。醒来先是发懵，然后慢慢反应过来，我已经不在那套房子里了，我身边也没有那个男人了。窗帘缝里漏进来一点路灯的光，照在陌生的天花板上。
我会想，假如当年我生过孩子，会是什么样。
会像谁。
会不会也在我发烧时给我倒杯水，会不会逢年过节给我打电话，会不会嫌我唠叨。
这个念头很轻，却总在夜里最重的时候冒出来。
它不像刀子，更像钝器，反反复复，敲着你身体里最空的地方。
我知道，这个空，后来再有多少钱，再有多少掌声，都填不满。
有些东西失去了，就是失去了。
我只能承认它。
承认了，人才活得下去。
我搬回老宅后，开始一点点收拾父亲的藏品。灰要掸，霉要处理，册页一张张展开，瓷器要请人来鉴。屋里总有旧纸和木头混在一起的气味，安静的时候，连翻页声都很清楚。
我突然觉得，这地方像一直在等我。
等我从一个烂透了的梦里醒过来。
江晓帆劝我把老宅卖掉，说钱放手里踏实。我没同意。我想了很久，最后决定把它改成一个小型艺术馆。
父亲爱了一辈子的东西，不该一直锁在柜子里落灰。
我请设计师，跑手续，找修缮队。院墙翻新，地板打蜡，展柜进场，灯光一点点调。人一忙起来，心里的裂口会先被事情顶住，不至于天天往里灌风。
艺术馆开幕那天，来了不少人。
有我以前图书馆的同事，也有文化系统的人。顾明远也来了。他是父亲以前学生，如今在文化口任职，斯斯文文的，说话慢，但很稳。
那天他在展厅里站了很久，看着父亲留下的一幅字，说：“苏老师要是知道这些东西被你这样保存下来，会高兴。”
我听了这句话，鼻子一下就酸了。
后来顾明远帮了我很多。不是那种热络的帮，是规规矩矩、点到为止的帮。政策上提醒，活动上引荐，遇到我不懂的手续，他会打一通电话过来，先说一遍重点，再发一条简短的信息，怕我忘。
他从不多问我私事。
也从不拿那件事来安慰我。
可有时候，分寸比热情更让人舒服。
有一回展厅闭馆晚了，下了小雨。我站在廊下看院子里青砖被雨打湿，闻到一股淡淡的泥土味。顾明远撑着伞，站在门口问我要不要送我回去。
我说不用，我就住这儿。
他点点头，把伞放在门边：“那这把你留着，明天还我。”
我笑了：“顾局，你这伞借出去，可不一定还能回来。”
“那也没关系。”他说。
这句“没关系”说得很平常，可我后来老记着。
不知道为什么。
也许人到这个年纪，已经不太信轰轰烈烈了。你反倒会记住一点点小事。比如一把伞，一句不追问的话，一双在你沉默时也不会逼你开口的眼睛。
但我始终没往前走。
不是不想，是不敢，也是不知道还有没有必要。
六十岁了。谁还谈感情呢？
可人有时候又很怪。嘴上说算了，心里还是会在某个傍晚，某个雨天，某个灯光太温的时刻，突然晃一下。
我不承认，也不否认。
就让它晃着。
像院里那棵老桂花，风一来，香一下，风过去，又像什么都没有。
一年后，我又过生日。
这次没大办，只在艺术馆摆了小桌。江晓帆带酒来，顾明远带了一套旧版画册，几个熟人围在一起吃长寿面。灯没开得太亮，窗外有风，玻璃上映着院子里的树影。
我切蛋糕的时候，手机响了。
是个陌生号码。
接起来，对方说自己是监狱医院的工作人员。
“林致远病情不太好。他说，想见您一面。”
我拿着手机，没说话。
窗外风吹过桂花树，沙沙的。屋里有人在笑，碗筷轻轻碰着瓷盘，长寿面的热气往上冒，带着鸡汤味。
那一瞬间，我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。
年轻时的他，在校门口等我。
婚礼上给我戴戒指的他。
术后守在病床边，眼睛发红的他。
还有公证处里脸色惨白，被警察带走的他。
这些画面缠在一起，像旧胶片烧了边，忽明忽暗。
工作人员又问了一遍：“苏女士，您来吗？”
我说：“不去了。”
对方沉默一下，说好。
电话挂断后，江晓帆看了我一眼，没问。顾明远把茶续到我杯里，也没问。
这让我松了一口气。
有时候别人不问，才是真的体面。
两个月后，林致远死了。
心脏问题，抢救无效。
林秋月打电话来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说他临终前一直念着我的名字，说对不起，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。
我听完，只说我知道了。
然后把手机放下。
那天我一个人在展厅里站了很久。面前是一只父亲留下的青花瓷瓶，釉色温润，瓶口有一道极细的旧裂。很多年了，不凑近看，根本看不出来。
我忽然觉得，人也差不多。
表面看着完整，其实早裂过。
后来有人问我，听到他死讯那一刻，你有没有一点难过。
我想了很久，说不上来。
如果说完全没有，那是假话。毕竟那是我青春里最重要的一个人，是我用三十二年去信的人。一个人忽然彻底没了，像一本书被人猛地合上，多少会带起一点风。
可如果说我还爱他，也不是。
那种感情，早在我知道真相那天就死了。
剩下的，可能只是一种荒凉。
像你走到一座废墟前，知道这里曾经是家，曾经有灯、有饭香、有说笑，可现在什么都没了。你站一会儿，风吹过去，灰落下来，然后你转身走。
就这样。
沈清雅后来也来找过我一次。
她站在艺术馆门口，瘦得厉害，脸上的优雅早没了，只剩疲惫。她说她和沈墨要去南方，临走前想跟我说声对不起。
我看了她很久。
她眼角有很深的纹，手里拎着个旧包，指甲缝里还有染发剂没洗干净的痕。她不再像照片里那个年轻的女人了。可我也不想因此原谅她。
“对不起有用吗？”我问。
她眼圈一下红了。
“我知道没用。”她说，“我只是……”
“你只是想让自己好过一点。”我替她说完。
她愣住了。
“可我为什么要成全你呢？”
她嘴唇抖了抖，最后什么都没说，转身走了。
那天风很大。她走下台阶的时候，差点没站稳。我看着她的背影，忽然想起三十二年前，也许她也年轻，也许她也爱过，也许她也痛苦过。可那又怎样呢。
她的痛苦，不是我该买单的理由。
人都是灰的。
不是谁一辈子都纯白，也不是谁从头到尾都纯黑。
可灰，不代表无罪。
后来艺术馆办了一个关于女性与自我修复的讲座。台下坐着不少人。有年轻女孩，也有和我差不多年纪的阿姨。有人问我：“被骗了这么多年，最难放下的是什么？”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不是他。是那个一直以为自己被爱着的我。”
台下很安静。
我又说：“发现被骗以后，人最先崩掉的，不是婚姻，是自己。你会怀疑自己的判断，怀疑过去的每一天。你会想，我怎么这么傻，我怎么一点没发现。可后来我才明白，信任别人不是傻。错的是那个利用你信任的人。”
说完这句，我突然看见最后一排，顾明远正安静地坐着。
他没鼓掌。
只是看着我，目光很稳。
像在说，我听见了。
那天散场以后，天已经黑了。大家都走得差不多，院里只剩桂花香和闭馆前那段轻柔的音乐。顾明远陪我站在门口。
“你今天讲得很好。”他说。
“是吗？”
“嗯。”他顿了顿，“你比你自己以为的，还要有力量。”
我笑了一下，没接话。
过了会儿，他又说：“下个月省里有个文化项目，我想推荐你一起去看看。要是不想去，也没关系。”
又是这句。
没关系。
我抬头看他。路灯在他肩上落了一层淡黄，夜风轻轻吹着他衬衣袖口。人到这个岁数，很多话都不会说得太满。可有些意思，也不必说太满。
我问：“去几天？”
“三四天吧。”
“住哪儿？”
“主办方安排酒店。”
“那你得先把行程发我，我怕太赶。”
他笑了，点头：“好。”
就到这儿了。
我们谁也没再往下说。
可我知道，有些门，也许不是不能再开。只是你得慢一点，再慢一点。先确认风从哪儿来，光从哪儿来，再决定要不要伸手。
那天夜里，我一个人去了天台。
秋天又到了。
远处的楼群亮着灯，像许多小小的窗口，一格一格，热闹又安静。院子里那棵桂花树还在，风一吹，香味就往上飘。跟我六十岁生日那天，从医院出来时闻到的秋气很像。只是那时候是冷的，是空的，是把人从梦里拽醒的。
现在不一样了。
现在风里还是有凉意，但人站得住了。
我靠着栏杆，忽然想起体检中心那面玻璃窗。那天阳光穿过去，照在白地砖上，像什么都没发生。其实很多大事开始的时候，都安静得可怕。没有雷，没有雨，没有谁提前告诉你。它就那么轻轻来一下，把你的人生掰开。
掰开以后呢？
也不是立刻就会长好。
裂着，疼着，晾着，慢慢学。
学着认命，学着不认输，学着接受有些东西回不来，也学着承认，自己还可以往前走。
楼下传来闭馆音乐，还是那首老曲子，柔柔的，像一条慢慢流的河。
我站了一会儿，掏出手机，看见顾明远刚发来的行程表。
很简单的一条消息：不急，你慢慢看。
我看着那句话，笑了笑，没立刻回。
风吹过来，桂花落了一点，在栏杆上，在我袖口上，也在脚边。
我低头把那几粒小花拈起来，放在掌心。
很轻。
香却很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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